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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太阳城赌场:他们是“人民教育家”!



于漪,1929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漪老师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任杨浦高级中学校长,1978年被评为首批语文特级教师。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种荣誉称号。首批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年9月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
 
“教育领域里,顶顶重要的是要出‘人’啊!教师是教育的希望!我这样老了,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了,要培养优秀的青年教师!”于漪操着沪腔普通话,但字字发自肺腑。
 
一辈子默默耕耘,于漪功成名就:语文特级教师、2009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但她并没有停步:
 
“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于漪德育实训基地”……于漪这些年致力于当教师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年轻教师,在她的帮助下成为教学骨干力量。在基地授课过程中,于漪注重引导学员之间彼此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于漪首创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程红兵、陈军、王静波、王缨、谭轶斌、朱震国等知名的教学能手都是于漪的学生。他们有的已被评上特级教师,有的多次在全国的教学大赛中获奖,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桃李”站在讲台上更好地育人——这是于漪老师的骄傲。
 
通过几十年来不懈努力,于漪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引领人。在她的教学生涯中开了近2000节公开课,凡是观摩过于老师上课的学生和同行,无不为她的教学艺术所吸引、所折服。近50堂公开课已作为教师教学研究和培训的经典。
 
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曾提出两次重要的语文教育改革思想:1978年提出的“教文育人”观点,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于漪又旗帜鲜明地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中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语文教育界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讨论,并使这场讨论最终在“人文性”上达成共识,写入教育部新颁发的全日制初中、高中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于漪是一名语文教师。但她把自己定位为教师,语文只是她的专业。她的心目中,课堂教学要给孩子们传授知识,更要传授精神。“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是于漪所推崇的。与于漪对话,依然被她浓浓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的心所打动:“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是我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优点,是做人的底线。”
 
“民族精神教育是德育的根基,教师要善于挖掘课内民族精神教育资源,依托民族语言教育,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有机、无痕地把民族精神教育渗透到语文学科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在教学上,她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民族精神渗透于语言文字而得以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于漪用每一根神经牵挂着学生。有时候,学生的一句话会让她回想一个晚上。于漪说:老师的感悟替代不了学生的感悟,只有认真倾听学生,师生平等对话,才能形成生命的磁场。
 
“时代的活水要在课堂上流淌。”于漪注重结合时势特点,从身边吸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的效果。看到很多学生喜欢周杰伦的歌,耄耋之年的于漪找来专辑认真试听,琢磨周杰伦吸引孩子的原因,发现《青花瓷》等歌词从古典名章中寻找灵感,借鉴了传统文化元素,让学生乐意亲近;现代独生子女无人倾诉,烦闷时哼哼周杰伦的说唱音乐,是种很好的宣泄。许多学生得到了于老师的理解……半个多世纪的代沟一下子消除了,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开展课堂教学时就有了更强的感染力。
 
“现在的教育方法对男孩子不公平”、“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更规范”、“教师流动应该是有序的”、“学生调皮是本能的,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天性”这么多的问题和建议,于漪无法不忘记年龄……
 
于漪格言
 
关于教育——
 
◆办教育、办学校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万米赛跑,要有勇气,有毅力,向着理想的目标奔跑。
 
◆教育是给孩子的心灵滴灌知性与德性的。知性是孩子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德性是其做人的底线。二者在课堂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是外加的、分离的。
 
◆办学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战略的制高点上、与基础教育先进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
 
关于教师——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教育的质量说到底就是教师的质量。
 
◆我这一辈子有两把尺,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在这种“比”和“量”的过程中,我总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总能学到别人的长处。
 
◆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这个“格”不是用量化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
 
◆教师的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学历只说明你的受教育程度,在岗位上是要有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绝对不会是零。教师这个工作无时无刻不是你世界观、人生观的亮相。
 
◆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
 
 
 
关于学生——
 
◆每一个孩子都是艺术品,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一定要目中有人,不仅要走进学生的知识世界,而且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只有当教师给学生带来思考,用思考来指挥学生,用思考来使学生折服和钦佩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年轻的心灵的征服者、教育者和指导者。
 
◆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
 
◆把学生当做被动的人,实质上还是目中无人。
 
◆做教师的千万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目光来看待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变数”,在发展,在变化,教师加温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开窍,会飞快进步,茁壮成长。
 
关于教学——
 
◆教育事业真是遗憾的事业。我教了一辈子的课,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堂十全十美的课。
 
◆我不断地反思,我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
 
◆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
 
◆当崇高的使命感和对教材深刻理解紧密相碰,在学生心中弹奏的时刻,教学艺术的明灯就在课堂里高高升起。
 
◆教育界有一个比喻,“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我不太同意。知识会老化,知识结构须更新啊!学生是活泼的生命体,不是简单的“容器”啊!课堂里没有时代活水流淌,能与学生心灵碰撞、能使学生感奋吗?
 
◆课不能只教在课堂上,只教在课堂上就会随声波的消逝而销声匿迹;课要教到学生身上,教到学生心中,萌芽、开花,成为他们良好素质的基因。
 
◆备课要目中有人,所有的学科都是为了育人。育人是大目标,这是教育的本质。
 
◆教学参考书毕竟是别人的劳动,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是带着生活露水的鲜花,是你自己的心得,学生才容易和你交融。
 
卫兴华
 
求真务实的理论自信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25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善文村。1946年他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地下革命工作,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1948年由组织安排转赴北平,后回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随之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转政治经济教研室做研究生,1952年以全优成绩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改革开放后,卫兴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等职。出版论著40余本,发表论文、文章约1000篇,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20余项。1981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两度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还曾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马克思经济学奖,2016年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17年11月9日《光明学人》
 
作者:洪银兴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级教授卫兴华先生九十华诞之时,他的一位学生曾作《七绝——诗贺卫兴华老师九十华诞》祝贺:九十长卷为兴华,桃李芬芳映晚霞,任尔东西风南北,攀峰不止自成家。
 
诗后有四点注解:第一句是讲老师的人生追求——振兴中华;第二句是讲老师的教育成果——桃李天下;第三句是讲老师的理论品格——求实唯真;第四句是讲老师的学术成就——无愧大家。
 
这是吾师一生的光辉写照。
 
1
1983年,卫兴华被评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我和魏杰、李连仲有幸成为其第一批博士生。在进校后第一次拜见卫老师时,他就对我们提出要求,不仅要拿到博士学位,还要成为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卫老师反复讲学风和治学态度,那就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不惟众,只惟实,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探索真理。他叮嘱我们,不能做“风派理论家”。
 
卫老师不要求学生的理论观点与其一致,主张教学相长,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他强调,理论应是真理的喉舌,要为劳动人民、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讲话,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正是在他这种教学思想的培育下,魏杰、李连仲、黄桂田、张宇、马庆泉、王国刚、王元龙、唐未兵等一批著名学者成长起来。
 
卫老师始终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经济学。从教60余年,他发表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年轻时的卫兴华(中)
 
卫老师对不同学派的理论探讨和创新是赞同和宽容的,但他对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观点从不容忍。他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在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现代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卫老师曾以李大钊为人治学的事例激励学子。在一次给全校新入学研究生讲话时,他引证了李大钊的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说:“铁肩担道义,就是肩负钢铁般的担当意志,担当国家道义、民族道义、人民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要立志成才,成为具有深厚理论和学问抱负的社会栋梁。”
 
还应提及的是,卫老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讨会是教育部高教司于1985年发起的,由国内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组成领导小组,从1986年起至今,已举行30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2016年,在获得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后,他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
 
2
卫老师的著述不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准确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以下列举几个他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理论问题。
 
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问题。卫老师不赞同有些学者宣称按劳分配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按要素贡献分配就是肯定要素价值论。为此他进行了理论争鸣,私营和外资企业应是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也有贡献,但并不参与分配,因为没有被私人占有。从这一意义上,可不提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马克思明确讲过,资本主义经济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
 
关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理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卫老师研究最为深入、成果甚多的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存在着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生产资料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非商品关系论,但他力排众议,成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始后,卫老师研究的重点转向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曾流行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卫老师一开始就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并多次发表论文进行讨论。他认为,生产领域应是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或GDP,但是分配领域不能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主义应重视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率。重效率轻公平,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是从初次分配不公形成的。
 
3
卫老师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准确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体现了他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他较早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可进行竞争进行了论证,较早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应限于管理体制改革,还应探求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2015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共计72万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今年(2017年),卫老师已92岁高龄了,而且病痛缠身,但其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在CSSI检索中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数量多年居中国人民大学之首。当时正逢北京炎热的盛夏,我晚上去他家拜访,推门进去,只见卫老师正穿着背心短裤伏案写作,他正在给经济科学出版社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著作。
 
卫老师是带着腰疼在写作的,这让我想起他曾经的一句话:“我不赞同流行的什么老年同志要发挥余热的话,余热,表示炭火燃尽了。而我还在继续燃烧呢!”
 
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
 
高铭暄长期致力于死刑改革与刑法教育,在刑法学体系结构、刑事立法、犯罪构成、刑事责任、死刑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有颇多建树,是中国刑法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被法学界誉为“刑法学泰斗”“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之一”。高铭暄著有专著6部,主编、参与著述100余部,论文300余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1993年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史》,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对学问始终不渝地追求。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就是如此,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他一直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2016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授予高铭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中日两国刑法学术交流做出的贡献。
 
他的一生都与刑法相关,他全程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也是一位学者必经的道路。
 
1951年,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他接受了4位苏联专家的授课,这四位老师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苏联刑法传授,既讲总则与分则,同时也做一些辅导,讲授一些学习方法。直到今天,高铭暄还清晰地记得这四位老师的名字。“贝斯特洛娃,来自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达马亨,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在叫圣彼得堡大学;还有一位是尼可拉耶夫,来自莫斯科大学;柯尔金主要是搞物证技术的,也兼搞一些刑法,也来自莫斯科大学”。高铭暄回忆道,“两年中学的还有基础理论,当时有马列主义基础课,也学过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哲学,这叫四大理论。除了这些基础理论课以外,我们还听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作的报告。”
 
两年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而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工作任务繁重,于是,刚刚留校任职的毕业生高铭暄受人民大学的推荐和委派,加入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从1954年开始,直到1979年结束。高铭暄和同事们克服困境,经过无数次讨论研究,终于如愿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的起草工作。任务多么繁重、工作多么严谨细致,一个数字可见一斑,仅“ 1954年的10月到1957年的6月,这一段时间就搞出来了22部刑法草案稿子。”高铭暄回忆,而他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全过程的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已记不清提出过多少立法意见和建议,搜集和整理过多少参考资料,对每一个刑法条文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
 
第一部《刑法》正式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和颁行了众多单行刑法,对《刑法》的内容作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刑事法律的草创活动,包括提意见、发表立法建议、要求纠正不当条文等,受到了立法工作机关的高度评价。
 
近20年的立法实操磨砺了高铭暄,使他从一名法学院毕业生逐步成长为一位立法战场上的“老将”。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吐故纳新,高铭暄开始了新的征战,无论是原有法律的修订、新《刑法》的编写,还是《刑法总则》的归纳创制,高铭暄都始终活跃在立法工作的一线。
 
199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召开刑法修改座谈会,会上,高铭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削减死刑的建议。新刑法典通过后,他又应新闻媒介、教学科研机构、司法部门等邀请多次讲授、宣传新刑法典。
 
除了立法工作,作为学者,新中国刑法学学科的发展壮大,也凝结着高铭暄的心血和汗水。他承担了《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等高校教材的编写,还承担了自学考试、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的编纂工作。60多年来,他始终在教学一线,在培养学生方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三严四能五结合”。“三严”就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就是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研究能力、翻译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就是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他曾手书过一幅16字条幅“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虽然赠与的是早稻田大学校长,但也可以看做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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