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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一、北京与北京的空间
 
关于广义的北京的定义,无疑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但是研究城市史,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定义城市,在这点上,中西方差异明显。显然,韩书瑞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并将韦伯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韦伯作品集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与《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两书中,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则不然。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正如布罗代尔在对地中海城市论述的那样,城市是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经济霸权,这明显不适用于北京的现实情况。
 
作者对中国基础组织形式,还是基于马克斯·韦伯式的父权家庭体系。认为中国城市如乡村一样,基于宗族的血亲关系所形成的家庭纽带非常坚固,相比之下,团体完全是家庭的补充。城市是政治脉络上的节点,是统合了国家资源,并以合理的不均衡的形式将其体现并重新分配的场所。
 
在此基础上,韩书瑞对北京城市做了具体的界定和描述,从而宣示了北京作为一种空间建制的特殊性。从空间视角考察,作为“帝都”的北京城是帝王权力的物质载体,皇权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动力,政治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功能,由此导致各类建筑在城市格局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分布与意涵。城市内部的空间秩序、城市规划以及建筑形式都在宣扬“皇权”的唯我独尊,皇宫、衙署、坛庙等政治属性突出的建筑奠定了城市景观的基础,并决定着北京城的空间布局。
 
皇帝是政治和全国的中心,官僚共同体向上延伸,把皇帝包含在内。而官僚本身及皇帝的亲族,也是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以他们为主体的记述,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明清北京的主要内容。
 
政治空间的高度集中,也导致了北京边界模糊化,皇权从紫禁城辐射开来,并于郊区的各种皇家园林、私人别墅中四散开花。京畿地区的大兴和宛平二县的政治地位非常暧昧,它们既是北京,也非北京,这种布局与西方城市甚至中国的江南城市都大为不同。大兴、宛平二县在原则上可以管理北京的城市事务,但是实际上,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组织又从各个方面覆盖了它们的职能。
 
在1400-1900这一时段中,也就是明永乐元年(1402)到庚子之变(1900)之间,是北京开始近代化之前,作为明清帝都的时间,也是政治中心特点最为显著的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商业交流和市民生活,但是显然,作为都城的北京在经济交流上是“不正常”的,需要常年依靠政治优势吸取整个国家的经济收益。而市民阶层的成分也因为政治中心而发生扭曲,并没有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意义上的世绅群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客居北京而又在此任职的外地官员。这一群体的存在对于北京的公共空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作者着力叙述的内容之一,我们在下文中将会具体谈及。
 
作为地方史的北京市研究,在材料上也有很大的特殊性。按照历史学的惯常做法,地方史的研究一定是基于材料之上的,而其中又以档案材料首选,因此类似于南部县、巴县这样在历史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有完整档案留存的区域,成为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却不在此类,正如作者所言:“原始史料的特性和二手史料的缺乏,意味着本书不得不把片段拼凑在一起,许多史料必然只能触及表面。”然而,作为一座明清五百年的都城,关于北京的文献材料林林总总,并不在少数。
 
这些文献分布的并不均匀,明中前期关于北京城的文献记载并不多见,作者在利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对其创作主体和创作意图均进行了梳理,并将这些材料置于北京时代发展的脉络当中。
 
作者在书中反复指出,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家所定义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或者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本书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一套话语模式。而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我们对社会实践主义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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