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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政策的调整和转向

育儿政策的调整和转向


198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特别是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转型,依托单位制的集体福利制度逐渐消解,原先由企业承担的福利转向由市场和社会供应[9],现代企业制度打破了“大锅饭”,建立了合同制用工模式和“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企业本身也逐步甩脱了政治和社会职能,而向“趋利”性转变,作为集体福利内容之一的公共托育制度也随之走向消亡。
 
在这期间,国家育儿政策和导也发生了如下转变:
 
一是国家从0-3托幼体系中几乎全部退出。托幼职能被逐步从(国有)企业职能中剥离,而由社会和市场来承担。1995年国家教委等单位颁布《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标志着托幼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转向市场的开始。1997年国家教委发布《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逐步推动幼儿教育社会化……应该坚持政府拨款、主办单位和个人投入、幼儿家长缴费、社会广泛捐助和幼儿园自筹等多渠道解决。”2003年,教育部等十家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坚持走以市场为主题的模式,家长向市场购买服务。公办托幼机构大规模萎缩,2000年到2005年,全国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70%[10];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显示, 只有不到20%的国有企业提供托幼服务, 私企与外企比例更低。此外,民办托儿所缺乏可操作的准入机制,支持公共托育服务发展领域的法律法规缺位,社会性公益性社会托幼机构发展缓慢。
 
二是家庭逐步成为儿童照顾的主要承担者。1988年,八部委联合制定《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养育子女是儿童家长依照法律规定应尽的社会义务,幼儿教育不属义务教育。”相关政策亦随之调整,1988 年开始,女职工产假由原来的56天增加到90天(2012年产假增加到98天+30天);托儿机构最低入托年龄由原先的56天提高到18个月(部分是2岁)以上,幼儿园的入园最低年龄为3岁[11];1990年代,一些省市(如上海、江西等)开始提出亲职假,提倡在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有研究调查近年来我国7个省的“承担三岁以下的孩子的照料任务”的情况,家庭成员(孩子妈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孩子爸爸)是三岁以下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合计比例达91.65%,由托幼机构照顾的仅为5.57%[12]。可以看到,家庭已经成为低龄儿童的首要照顾者,而整个社会在制度安排上对家庭的帮助主要是增加假期,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托育市场兴起的过程。
 
三是儿童的核心议题从照顾转向教育。上世纪80年代起,与儿童照顾相关的政策主张,不再主要出现在妇女工作会议中,而是教育政策和儿童发展政策中,3岁以下的儿童照顾问题,从国家政策体系中退出,转为由家庭承担的“早期教育”[13], 3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的政策重点从照顾转为教育。1988年起,幼儿园教育的任务由50年代所提出的“双重任务”,转变为“对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为入小学作好准备……”的单一的教育为重。儿童问题的教育化和家庭化与专业主义的介入也是彼此呼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倡导的“优生”观念也凸显了早期教育专业化的重要性,现代尤其是西方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理念和专业话语,强调儿童发展的科学性、关键性、不可逆性,凸显家庭尤其是父母双亲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而对儿童未来的预期亦成为教育投资不可明说的“回报”。有家庭需求调查显示,家长高度认同3岁以下儿童最好的养育方式是在家庭内部由亲职承担,且亟需更加专业化的早期教育资源[14]。因此,看似由家庭承担儿童照顾的职责,但关于如何照顾、怎样教养的一整套知识话语权力,却伴随着专业主义的介入,转移给了专业权威,父母实际上对儿童可以施加的权力和权威开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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