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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数据: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服务

公民数据: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服务

近年来,谷歌、脸书平台资本主义对个人数据的采集与滥用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议题,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国家对数据的采集。2019年6月,歌德学院在德国魏玛主办的持续三天的“2019魏玛文化论坛”(Kultursymposium Weimar 2019),本届论坛的主题围绕着技术展开讨论人类社会未来的方向,保守政治的回潮、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给人们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在这场知识盛宴中,数据和监控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关注点。
 
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
 
近年来,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最大的兴趣点之一是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在那些报道中,这个社会信用系统是“黑镜”式的敌托邦,让14亿人生活在算法所统治的社会之中,人们是否能进入大学、是否有资格贷款买房似乎都由其信用值来决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后 Rogier Creemers 是第一个在英文学界研究中国“社会信用系统”并发表了研究成果的学者。他试图破除西方媒体对这个“社会信用系统”的妖魔化想象,尝试进入其背后的复杂逻辑和历史脉络,帮助人们真正认识这个系统。
 
Creemers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展开这个信用系统的合法性依托。他认为,在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系统的最基本逻辑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只要践行特定政治教义。中国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这个政治教义都是在道德层面运作的。Creemers 指出儒家的道德体系之中“和谐”的核心位置,长幼尊卑、各有其礼,人们只有效法黄金时代古人的智慧,才能“重返”一个黄金“未来”。在Creemers看来,这种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回响,只是在共产党掌权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道德基础。到了当下,道德与治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两千年来,中国也头一次拥有如此强大的行政能力来控制意识形态并实现这样的治理途经——在帝国的历史中,人们无法想象中央政府的某项决策的影响力可以显著干预到中国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直到1949年,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才能够干预到普通人。
 
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马克思主义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技术-科学要素所补充。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来在不断让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明晰:社会治理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科学的方法,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模型。Creemers 用自然法则做类比,当人们摸索出一些定律——比如万有引力、燃烧、地球运行轨迹,就可以使用它来影响现实、预测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类似的——社会运作自有其规律,它是客观的、可被理解和认识的,一旦它被摸索清楚了,就可以用以控制社会运作的方向。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信仰,不过,当它用以治理如此庞大的人口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自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内部整合问题上一直面临巨大的困境,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资料很多时候超出中央政府的掌控,有些地方官员瞒报消息、虚报数字,给中央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理困境。中央政府因此确信掌握数据越多,治理就会越高效。这在Creemers看来,是中国政府如此热情地拥抱数字技术的驱动力,政府把数字技术视为其最终可以拥有自上而下的计算机化的能力,这些信息能让权力集中起来治理中国社会,而不再需要处理地方官员递上来的那些虚报/瞒报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的信息化工程(informatization),是想要建立一个欧洲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高效的现代公民行政系统。它也帮助政府更好地实现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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